芝麻世界3月20日，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公布第一阶段考古成果，包括中国同时期最大金面具、国内最大一件大口尊等精美文物的出土，引发公众浓厚兴趣。未来，这些古蜀奇珍，将陆续在新建的三星堆博物馆与观众见面。
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出土填补了历史空白。体量巨大的青铜神树、庄严神秘的青铜面具等独特文物，昭示着3000多年前的中国西南，古蜀先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化。时隔30多年以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重启发掘，首批出土文物就已达到500余件，预计6座新发现祭祀坑的出土文物将远远超过一、二号祭祀坑。本轮发掘对认识神秘的古蜀文明究竟起到怎样的推动？对认识中华文明多源一体有何意义？未来还有哪些工作值得关注？业内专家应邀纷纷发表了看法。
主持人：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晓铃 薛维睿 吴梦琳
嘉宾：孙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王仁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施劲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赵从苍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改变对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认识
记者：此次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直接火出圈。对见多识广的业内专家而言，你们是一种什么心情？
赵从苍：发现丰富、收获重大、让人震撼！不仅新发现了6个坑，文物中既有顶尊跪坐人、圆口方体铜尊等新的种类，象牙也超出了上次发现的数量。这次发掘工作本身也站位高远、气场强大。当发掘场景映入眼帘的时候，我感觉考古人员就像医院ICU病房的医生在做无菌操作。这次发掘考古与文保并重、科研先行、开放合作等等工作模式，一定会对中国乃至于中国之外的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发掘产生积极的借鉴和导引作用，也是对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考古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施劲松：三星堆的新发展确实令人振奋。结合近几十年的发现，可以看到三星堆当时的发达，与中原商文化相比也毫不逊色。其实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及以后川渝地区的发掘，已经揭示出在川渝地区存在着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早期国家，改变着国人的历史观，也改变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认识。以前，我们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四川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都很边缘。正是因为有了三星堆等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用一个区域的角度看各地文明和各地文化资源的关系。
记者：老百姓都在关心亮闪闪的金面具之外还发现了哪些文物。俗话说内行看门道，你们在现场都在关注哪些方面？
孙华：其实三星堆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的第一次面世，同样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我们过去都看惯了中原的青铜容器，各种坛坛罐罐，突然发现了青铜人像、神像以及动物形象，同样感到很吃惊，因为中国以前好像不铸造这些东西。当年发掘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一次性发掘6个，或许就能复原出埋藏的很多器物。比如神树，神话传说中是3种，要是能复原出不一样的三种神树，那就和神话环环相扣了。
总之，三星堆发现坑的这片区域，是古蜀国的祭祀区显然没有问题。这次发现，不仅坑的数量大量增加，并且对周边也进行了详细勘探，这里可能是当时的神庙或者宗教场所，就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的内部空间，明白3000多年前的礼仪场所是怎么回事。这可能在全世界也很少有人能做到。总之，这次发掘对完整认识三星堆时期古蜀人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他们的宇宙观，以及认识这批坑的性质，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所以我认为三星堆的两次发掘，不仅在四川考古、中国考古，甚至世界考古史上都是重要发现。
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过程
记者：这次发掘的成果，学术界认为最大的价值是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三星堆以及以它为代表的巴蜀文化考古发掘，从哪些角度可以证明这一点？
张昌平：经过考古界多年研究，目前我们已经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三星堆的文化内涵。人像、面具、神树这些器物类别代表了本土的独特创造；牙璋主要来自夏商文化；尊、罍等青铜容器，在文化面貌上是中原文化的东西，但是新器型的创意可能来自长江中下游。
这次祭祀区的发掘，再度发现了这些文化交流的有意思之处。比如中原文化的云纹，在这里放大作为了三星堆的符号；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的肩部会有连体小鸟、兽头也是挂在肩部，这次3号坑发现的几件文物也能看到这种特点。这些文化特征很有意思：这些青铜容器看上去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却形成了与中原文化不一样的东西。
可以看到，三星堆即使在本地风格特别浓厚的器物上，都有鲜明的中原文化印记。虽然它与中原千里之遥，但有了社会价值的认同，就会突破空间距离与阻隔。这种认同感不仅体现在巴蜀地区，在中原文化以外的地区都有不同体现。这种认同感，便是日后秦统一中国的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础。
李水城：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大家都有很多感触。我认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独树一帜。这是一个区域环境相对封闭、宗教信仰和技术体系相对独特的地区。它在早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还有与华夏文明的碰撞融合，以及后来与秦帝国的形成，都有很多重要值得探讨的地方，也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学术意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巴蜀文明在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往和民族迁移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四川地区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及东南亚都有关系。从西南地区看，巴蜀是龙头。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尤其是东南亚这一块的龙头。所以加强对巴蜀地区考古文化研究，是早期中国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川渝地区的古代文化同样属于中华文明，这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发展，揭示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还有更多工作有待探索
记者：即使这次发现了6座祭祀坑，三星堆依然有很多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未来，三星堆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展工作？
王仁湘：三星堆的田野考古做得很不错，未来相关课题研究可以继续深化。比如三星堆建城为何选择这这个经常遭遇水患之处，后来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废弃。三星堆现在发现了三重城圈，我个人认为应该只是一个功能分区，外圈还不够大，真正的三星堆城圈，还可以再往外找找。此外，大家关心的三星堆时期的古蜀王陵在哪里？种种问题，我们的考古人员应该考虑到，并展开相应调查。
施劲松：对于新发现的祭祀坑，我们还是希望带着问题进行发掘。比如关于坑的性质，如果是祭祀坑，祭祀对象、目的是什么？谁来进行祭祀都存在非常多的分歧。我们需要力求回答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形成新的认识，提出新的问题。此外，三星堆的祭祀区域不是孤立的。三星堆遗址里还应该有生产这些器物的作坊，以及这些器物使用之处。所以，三星堆还有很多关注的方面，这些未来的发现可以相互关联。
另外我认为还可以研究三星堆文化在本地诞生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条件下孕育出这样一种独特文化？所以往上，可以在早期宝墩文化方面做做工作；向下，金沙遗址的工作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并不太清楚金沙文化和东周时期的蜀文化如何接续发展，当时的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需要更多材料。
此外，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可以看到和长江中下游青铜器相同相近，但它们之间文化是怎么联系的，同样也不清楚。东周以前的川西和长江中游之间或者和其他区域之间，还缺乏像罗家坝遗址这样的桥梁，期待未来能够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
赵从苍：对三星堆的认识，可以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对成都平原进行大范围、大视野的考古调查，这样可能会让我们更客观科学地认识三星堆和古蜀文明。对三星堆文化的源流，以前甚至出现了“外星文化”的臆想。如果我们把三星堆放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背景下研究，可能会更顺利深入。我建议三星堆未来可以关注分子人类学研究。根据DNA遗传现象分析，可以展开人类起源、民族源流、社会文化多方面深层次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有一天三星堆的墓葬被大量发现，就可以顺藤摸瓜。祝三星堆和古蜀文化的研究明天更灿烂。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超120根象牙 20世纪人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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